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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2ff.。

从这个视角出发，菲韦格指出，漫长的演绎推理与论题的功能之间不相兼容，因而由此出发建构的概念结构或命题语句结构之逻辑分量总是显得很轻微[105].换言之，论题目录很难满足我们对体系的理解，以至于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即敦促自己要立即从事那些迫切出现的演绎体系工作。[5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50页。

[80]斯多葛学派重视后者，对此倾力研究并称之为辩证法（即现在的逻辑学）。因为：判决就是将法律概念作为（数学）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特别是在24 －26章，他得出了一些结论，再度深入地讨论了各种案件事务，即庭审案件事务、咨询案件事务以及所谓的赞颂（Belobungen）。诉讼演说的目的在于指出行动是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其用于控告或答辩[52]），这个语用学过程不是独白式的证明过程，不是单个人对法律认识的自言自语。法学主要关切的不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毋宁是一些可以理解而且有信服力的思想步骤。

当它们（B）作为特定的关系考察时，则要么涉及的是语言联系（词语亲缘关系），要么涉及的是如下关系：（1）属。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也会形成某种精确的考察：一定的指导性观点主宰着任意的（问题）定向。[7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8月重印本，第374页。

自然，因数值愈确定，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则必定愈可靠。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从最普遍化的、最抽象的属（genus）之意义上来寻求所有法律之有效性推理的前提条件。论题无论是通用的还是特定专业准用的，其功能均在于帮助问题定位。换句话说，问题的引入影响体系的选择，通常导致体系的多元化，却又不能从某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性。

为了整体观察的需要，菲韦格把这个思考程序称为第一级论题学（Topik erster Stufe）。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追问：问题的恒定性到底来自何处？菲韦格指出，问题显然来源于先在的理解之关联结构（语境），由此人们首先并不知道这个关联结构（语境）到底是一个逻辑体系（或推导关联结构）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在根本上作整体的观察。

[85] 有关论题学与意大利方法之间的关系，见Viehweg， a.a.O.， S. 62ff. [86]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第43页。论题以目录的形式出现，这个从问题出发的关联结构（语境）具有了其特定的意义。这是有关应然命题的陈述，即有关事实与规范之意义（当事人对于该当情事所赋予的意义，适用于此等情事之规范的意义以及被判断的该当情事是否符合规范的要求）问题有关的陈述。此外，法学范式总是与法律范式（paradigms of law，Paradigmen des Rechts）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法律范式就是法学范式，而法学范式也会影响法律范式的形成和变化。

由此人们相互间的一致才得以产生，当下的论题（无论是特定的还是通用的）才能顺利地指出人们的思考活动每次都在什么维度上进行。注释： [1] 参见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11月版，第13页及以下页。换言之，即使在或然性的框架内也力争得到实际的洞见、公认的意见，而不是纯粹的任意。据认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1）最早将类型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最早将之引入一般国家学（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37页）。

[9] 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3页。当下的问题关联只承认范围极为有限的推演关联结构（语境）。

而与意义有关的问题，既不能透过实验过程的观察，也不能借助测量或计算来答复。[65] 引自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第25页。

3）有没有法学范式？科学哲学家库恩（T. Kuhn）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s）概念。同时，法学的思考也非纯粹技术的思考（尽管我们有时也把法学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方法称为法律技术，但它决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而更应看作是法律问题的解决技艺、技巧或具体方案），法学的对象化指向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主——客关系。反过来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法律的自然科学研究称为法学研究。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学能不能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法学是一门（自然或社会） 科学吗？依照德国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观点，自然和文化是俨然有别的：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自古以来，作为实践知识的法学一直强调由不同的言谈者参与的语用学活动（例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诉讼演说属于三大演说之一，其他两种分别为政治演说和典礼演说。恰恰相反，思考只有基于某些固定的判断才会有自身的益处。

[66]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赋予这门学问以论题学的名称。它经常能够遇到比我们最初预见的要多得多的问题，其与我们人类的本性和处境并非完全捍格不入，所以当我们试图对人类思维进行解释时至少不能完全忽略它们。

[92] 法律论题学的提法，见Viehweg， a.a.O.， S. 80.另见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第25页：论题学法学的名称，见Gerhard Struck， Topische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 M. 1971. [93] 其英译本见Theodor Viehweg， Topics and Law （trans. by W. Cole Durham， Jr.，），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 Wien： Peter Lang， 1993. [94] 美茵兹学派除了菲韦格之外，还有奥特马尔·巴尔韦格（Otmar Ballweg）、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和沃尔夫冈·加斯特（Wofgang Gast）等人。台湾学者陈爱娥将其译作类观点学（见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25页），有意译成分，值得商榷。

由每一种类的事例所特有的命题组成专用论题，它是每一种科学（自然科学、伦理学等）所特有的论题。[114] 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第29页。

[51]在这里，法学家对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案件、情事和问题所采取的个别化的方法就是与价值联系的方法，利用这一方法对它们进行理解、解释、判断和权衡，揭示它们的意义或意义关联，发现哪些案件事实、情事和问题是本质的、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哪些是非本质的、不重要的和无意义的，从而做出明智的、审慎的裁决，以实现个案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处的物或对象世界，不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或物体世界，而是指事物、事情[46]、关系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法律实践的社会生活关系。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22页，注释6. [76] 同上书，第29页。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法学是提问辩难之学，对话论辩之学，或者辩证推理的学问。

关键词：法律公理体系，论题学，实践知识，情境思维 一、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体系思维对职业法学家有一种诱惑的力量。[70] 参见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下），第353页及以下页。

[17] 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26－128页。[41] 德语的Jurisprudenz一词是指以法律实务为指向的法律学问，它与Rechtswissenschaft（偏向理论知识的法学）有一定的差别。

我们在此处实际上身陷于法学性质的宏大问题场域之中，对我们而言，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的学科形象似乎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 1）什么是法学之学？应当说，法学之学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概念。最后，它也可能是指技术之学，即将法律作为一门实用的技艺（技术， Technik， craft）来加以研究[19].那么，法学到底是指其中哪一种意义层次上研究活动的名称？这里恐怕难以简单作答。

由此他尝试将论题学以及法律论题学予以数学化。谁如果认为可以忽略这部分的工作，事实上他就不该与法学打交道。在这些章节，他区分了两类论题：一类与有待各别处理的事情本身紧密相关。[84] 参见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62页。

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学相区别的）新论题学[112].诚如卡尔·拉伦茨所言，菲韦格的著作出版后在实务界和法学界均受到人们的重视。每一个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

……他们考察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意义。故此，如果法学家放弃建立纯而又纯的法律公理体系之梦，而将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有待充实意义内容的框架结构，那么将论题学的片段性的省察与公理学的演绎推理方法结合起来完成法律的体系建构和体系解释，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这个相互对应或相互接近不是纯粹的涵摄、演绎推论，也不是纯粹的归纳推论，而是比较、等置（Gleichsetzung）或类推[55]，即混合着演绎与归纳的类推过程。我们指望一方面为了进行链条定义而确定一些基本概念，另一方面为了进行链条推演而确立核心的命题语句，或做诸如此类的工作。